文 | 张光裕 王博   

　　蛋壳公寓总部办公室门口，两年前挤满了来面试的年轻人，收房是他们最主要的工作；现在，这里仍然围满了人，他们来自蛋壳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收回欠款是他们的主要诉求。

　　自本周一起，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蛋壳公寓总部楼下始终有警车驻守。警察、保安、街道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整日在总部门口巡逻、维持访客秩序。一位巡逻人员告诉《财经》记者，他本不负责这个片区，因为人手不足才被调来。

　　“我们提前去派出所备案说明情况了。”一位为蛋壳提供保洁服务的合作商说，“我们的员工几个月没领到工资了，他们要来讨薪，我们拦不住。”

　　本周一以来，每天有数百位来自多地的蛋壳合作商、工人、保洁员、房东及租客来此讨要欠款。他们各有各的情况，但从蛋壳得到的回复是一致的：蛋壳现在没有钱，请他们继续等待。

　　在采访中，维权者大多对拿回欠款感到悲观。一些人已经离开北京，还有些人决定留在这儿死磕到底。“我回不了家，工人们也找我讨薪呢。我必须拿到钱才能回去给他们付工钱。”一位装修队领队对《财经》记者说。

　　欠账始自2018年

　　《财经》记者采访的多家蛋壳合作商都是中小型企业，他们普遍表示，公司8成左右的收入来自蛋壳。

　　据他们介绍，这些企业虽规模不大，却为各自城市绝大部分、甚至全部的蛋壳房源提供服务。

　　上海某家具公司为蛋壳供应书桌、衣柜等家具，该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蛋壳喜欢找小公司合作，因为小公司能接受更苛刻的条件，并容忍蛋壳欠账。

　　据该负责人介绍，蛋壳曾试图与某宜家家具代工厂合作，但该工厂认为蛋壳账期太长，风险较高，合作未能达成。

　　某窗帘供应商向记者展示了一份其与蛋壳签订的合同。合同规定，蛋壳最晚可在对账截止日15天后将开票信息送达供应商，并最晚可在开票日45天后打款。

　　以此计算，蛋壳的账期约为2个月。但在实际操作中，常会拖得更久。

　　上述家具公司负责人说，他在2020年上半年，才陆续向蛋壳讨回了2018年下半年的500余万货款。

　　他称，2019年春节之后，蛋壳就再也没有足额打款过。2019年时，蛋壳每个月都打款，但只打一部分，比例不定。“当时询问蛋壳，他们解释说为了上市，公司要多留些现金让账面好看。”

　　疫情敲碎了蛋壳

　　综合多位合作商的表述，蛋壳兵败如山倒是从2020年2月疫情期开始的。

　　张金强后悔选错了与蛋壳合作的时机。他的公司自2019年秋季起，开始为蛋壳提供保洁服务。而直到今年3月，蛋壳才第一次给他打款。

　　张金强说，在2020年，截至发稿日蛋壳一共给他打过5次钱，“完全没有规律可言，金额也是他们想打多少打多少，也不解释每笔钱对应的是哪个月的服务。”

　　张金强说，到目前为止，蛋壳只付了不到三分之一的款项。

　　多位受访的合作商表示，2020上半年，蛋壳始终以疫情影响来解释欠账，稳住了合作商们。

　　但夏天疫情缓解后，蛋壳换了种推脱方式，让合作商们危机感骤增。

　　一位装修承包商告诉记者，在他维权的过程中，蛋壳方面的对接人屡次更换：“每次的托辞都是之前跟我对接的人离职了，他对我的情况不了解，要先梳理账目，就这样拖些日子，然后再换个新人。”几个月里，事情毫无进展。

　　前述窗帘供应商也有相同的遭遇，而最令她不满的是，今年7月，蛋壳采购部门说公司情况好转，要求她加大备货，多雇员工。蛋壳至今没有收下这批货，给她造成了更大的损失。多位蛋壳工作人员透露，目前蛋壳已经基本停止收房。

　　在严小平看来，今年6月，蛋壳创始人高靖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是疫情外另一重要的时间节点。“高靖被抓之后，钱就越付越少了。”

　　蛋壳投资的子公司也被欠着钱。百家修是一家为蛋壳提供维修服务的公司，这家公司与全国多地的蛋壳公寓有同样的实际控制人。

　　本周，约有200多位百家修的维修工来到蛋壳总部维权。据北京、天津等地的维修工介绍，正是从今年6月起，他们被陆续拖欠了数月工资和物料费，累积至今，人均被拖欠约3万元。

　　而大部分房东和租客是在今年10月感受到异样，开始大量投诉。

　　在蛋壳总部，多位租客告诉记者，10月以来，蛋壳提供的服务质量明显下降：月度保洁由2次变为1次，有些房源因拖欠网费而断网。

　　张金强佐证了这一说法，并表示进入11月后，蛋壳彻底停止了月度保洁订单。“我们公司保洁员的薪水也是从6月就一直拖欠着。之前有活干，大家还有希望，11月没活干了，大家都来追着我讨薪。我已经垫付不起了，只能来北京找蛋壳要钱。”

　　就这样，压力层层传导，在本周迎来大爆发。

　　欣晴公司已就蛋壳欠其的货款提起了诉讼，目前仍有500余万元未付，现已进入强制执行阶段。

　　蛋壳的资金窟窿有多大仍不得而知，但据代理此案的陈伟峰律师告诉记者，在他们向法院提供的蛋壳账户上，现共有700余万元资金被保全，但据公开信息，目前仅被执行标的之和就已有1800余万元，远超保全金。

　　“但不排除蛋壳还有我们未掌握的账户。”陈伟峰律师说。

　　1800万只是冰山一角，大量被拖欠款项的债主，其对蛋壳的诉讼仍在进行中，或尚未提起诉讼。在蛋壳总部，多数受访者表示不愿走法律途径。他们认为，就算赢了官司，也很难拿到钱，还要投入额外的时间和金钱成本。

　　自救无望，等待外援

　　“我们正在积极解决问题，但暂时没有解决方案。”蛋壳一位高管对《财经》记者表示。他认为媒体的“过分”关注会引发挤兑风险，让蛋壳的处境更加艰难。

　　11月11日，蛋壳CFO张政现身蛋壳总部，与维权者对话。某参与维权的合作商告诉记者，张政是应北京市有关部门要求前来的。

　　据在现场的合作商讲述，当日，张政表示蛋壳的高管正在外积极融资，能不能还上款，取决于融资是否顺利。

　　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4月29日，蛋壳公寓前三大股东分别为老虎基金、愉悦资本以及创始人高靖，持股比例分别为19.9%、15.60%以及13.5%。

　　对于蛋壳的资金危机，愉悦资本回复《财经》，“目前蛋壳董事会里已无愉悦代表，不了解情况。”

　　距蛋壳公寓上市已经过去大半年，投资人已可以套现离场。但套现意味着赔钱。2020年1月17日，蛋壳正式登陆纽交所的那天，其开盘价为13.5美元。截至发稿，其股价仅为1.44美元。10个月里，蛋壳股价跌幅近90%。

　　愉悦资本相关负责人表示，没有清盘是因为看好蛋壳发展，也在今年看到了国家利好长租公寓的政策，但是高靖出事是个意外，目前，愉悦资本并无离场意愿。

　　截至2020年一季度，蚂蚁金服持有蛋壳公寓8.6%的股权。但在6月16日，高靖被查前2天，蚂蚁金服副总裁纪纲辞任蛋壳董事，引发市场对蚂蚁金服退出的猜测。

　　对此，蚂蚁金服称以公开信息为准。《财经》记者查询到的最新公开信息是，截至2020年4月29日，蚂蚁金服仍持有蛋壳公寓8.6%股权。

　　而就高靖被调查一事，据蛋壳回复，高靖目前还未回到公司，高靖被调查原因不明，但蛋壳高管强调高靖被查与蛋壳公寓无关。

　　蛋壳急需现金流不言而喻，但主营业务仍很难为蛋壳提供所需现金流。

　　蛋壳的资金主要来自三部分，租金收入、租金贷以及附加服务。截至2019年前9个月，蛋壳的租金贷占总租金收入的67.9%。虽然蛋壳对外一直声称正在降低租金贷占比，但其2020年一季报中，并未透露最新数据。

　　蛋壳公寓今年第一季度营收为人民币19.396亿元，同比增长62.5%；净亏损人民币12.344亿元，亏损额同比扩大近4亿元。截至3月31日，蛋壳运营公寓总数约为42万间，出租率为75.6%，环比、同比均微降。

　　现在，受负面新闻影响，已经有租客宁可不要一个月押金也要提前退租。

　　蛋壳房客林华刚刚毕业，一年前租了其位于北京的公寓。林华签约时用了租金贷，他担心自己有一天也会像网上维权的房客一样，被房东追赶，欠了银行钱，自己又无家可归，所以，在合同未到期时就搬离了公寓。

　　林华目前租住了自如的公寓，价位、户型和蛋壳并无二至。受疫情影响，北上广深今年的外来务工人口和毕业大学生人口明显减少，房租也呈下降趋势，尤其在北京。

　　北京是蛋壳的主战场，蛋壳今年一季报显示，其北京、上海、深圳一线城市的公寓数量约占五成。

　　贝壳研究院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10月北京市平均月租金为79.6元/平米，环比下降3.3%，同比下降3.1%。受疫情影响，今年业主出租心理预期呈现两轮下降，分别是疫情首次爆发和二次反弹之时，预计11月市场维持低温运行态势，或将持续下跌。

　　租金价格回落，让此前一直打价格战的自如、蛋壳，也不得不降价保出租率。两三年前，长租公寓头部公司为了获得规模效应，都采取高价拿房方式，与房东签署两到三年的合同，现在，市场行情不好，只能高收低租，这部分收入对于蛋壳来说，是止损不是利润，而且靠租金差价回款，很难快速解决目前公司的现金流缺口。

　　据多位蛋壳工作人员透露，尽管目前蛋壳已经基本停止收房，但仍有存量房需要设计、装修，这些存量房仍然需要公司投入资金。

　　租客减少直接影响了蛋壳的租金贷，租金贷一直是长租公寓稳定的融资手段，但租金贷占比过高，也会造成长租公寓杠杆过高、资金链断裂。

　　时至今日，全行业都意识到要降低租金贷。蛋壳原本希望在降租金贷、去财务杠杆方面可以掌握自己的节奏，但政策变化和高靖突然被查却让公司乱了阵脚。

　　2019年1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银保监会、国家网信办等6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整顿规范住房租赁市场秩序的意见》，明确提出住房租赁企业租金收入中，住房租金贷款金额占比不得超过30%，超过比例的应当于2022年底前调整到位。

　　上述蛋壳高管认为，国家的调控方向是有序进行，但是深圳市政府要求比较严，今年相关银行迅速下调了蛋壳租金贷的额度，导致公司现金流吃紧。

　　该银行就此事回复《财经》记者，确实在今年调整了蛋壳的租金贷额度，但完全是依照国家监管方向，控制金融风险。

　　这家银行是迄今唯一一家向蛋壳公寓发放租金贷款的银行。

　　P2P网贷公司向长租公寓输血的渠道已经被监管切断，这家银行如果限制了蛋壳的租金贷额度，短期内要想靠租金贷补漏洞，蛋壳只能再找一家银行，但前提条件是蛋壳要有足够多的新租客。

　　蛋壳的另一条融资路也不太顺畅。

　　蛋壳这种离散型长租公寓不持有物业，无法做抵押贷款，此前自如、蛋壳以应收租金为底层资产，进行了一波ABS融资操作，但是近两年，两家都无融资产品成功发出。

　　2018年4月25日，证监会、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住房租赁资产证券化相关工作的通知》，表示将重点支持有不动产物业作为底层资产的住房租赁企业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

　　租期过短，租金回报不稳定等风险制约着离散型长租公寓的融资。

　　今年6月，高靖被带走后，蛋壳宣布由公司联合创始人、董事兼总裁崔岩兼任临时 CEO，公司运转正常。但《财经》记者获悉，此前高靖在蛋壳主要负责融资和对接投资人，高靖被调查后，对蛋壳的融资的确存在影响。

　　高靖被查让投资人也很意外。一家蛋壳的投资机构高管表示，我们并不比媒体知道的更多，也是看新闻才了解到的。

　　6月高靖被带走调查后，蛋壳公寓主要负责供应链采购的副总裁江强在7月离职。江强与蛋壳董事长沈博阳和高靖早在糯米网创业时期就相识，但江强的供应链管理经验主要在零售电商，对长租公寓行业了解不深。

　　江强对《财经》记者表示，他是由于沈博阳和高靖希望由“信得过”的人管理供应链，所以才加入蛋壳的，但他已离职数月，对蛋壳业务现状不了解。

　　江强卸任前后，严小平都曾来蛋壳索要过欠款。据其介绍，江强在任时，蛋壳仍认真对待他的要求，也曾打给过他一定款项。而在江强走后，新上任的负责人态度蛮横消极。

　　长租公寓做规模效应，为的是拿到市场效应和成本红利，接下来必须靠精细化管理省钱，自建供应链体系，是控制成本、加强精细化管理的重要一环。

　　江强曾在采访中表示，为了从源头把控环保、装修标准，蛋壳一直在自建供应链。

　　自建供应链，品质好把控，产品价格低廉，账期也好拖长，怎么算都是只赚不赔的模式。但无止境的拖长账期，也会导致整个供应链失灵，企业品牌信誉度大打折扣。

　　蛋壳现在的资金缺口不详，很多人期待高靖回归，但现在能救蛋壳的不是某个人，而是一笔钱，但谁是出钱人尚不得而知。

　　11月11日张政与维权者见面时表示，政府部门已介入此事。

　　《财经》记者从一位头部长租公寓的工作人员处获悉，监管层已经就蛋壳资金链事件约谈了自如、微众银行等企业，寻找解决方案。

　　据悉，2018年8月鼎家暴仓后，自如曾配合一些地方政府，解决了部分租客的接收安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