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王书金案重审获死刑，是司法理念的进步 | 新京报快评

　　司法机关并没有因为王书金的罪恶滔天，就大而化之囫囵地判其死刑，而是条分缕析，有一笔账算一笔，这无疑是对疑罪从无原则的坚守。

　　文 | 徐明轩

　　据新京报报道，11月24日王书金案重审在邯郸市中院开庭宣判，王书金以强奸四人杀害三人，被判处死刑。王书金始终主张自己是杀害聂树斌案死者康某某的真凶，但本次重审仍未获检方认定。

　　这不是王书金首次被判死刑，细究起来，该案可以说是一波三折：早在2007年3月12日，邯郸市中院一审就曾判王书金死刑；2013年9月22日，河北省高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对王书金供述的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聂树斌案所涉情况）事实不予认定；2020年11月9日，最高法未核准其死刑，将王书金案发回重审；这次发回邯郸市中级法院重审后，一审宣判再判死刑。

　　但公众不宜简单地秉持“结果论”，认为兜兜转转回到原点，而应该从程序正义的角度审视该案的全过程。

　　王书金此前几次上诉，坚持认为自己是聂树斌案真凶，但都未获认定。在网上，不少网民认为他这是为自己争取时间“多活一天是一天”，但其代理律师朱爱民表示，王书金最早供述时尚不清楚聂树斌已被执行了死刑，他把这件事情揽在身上，并非是为了自己多活几年。而本次宣判后，王书金将再次提出上诉，希望能够查清聂树斌案中死者康某某的遇害真相。

　　就王书金本人来说，他奸杀数人，称得上是恶贯满盈，被判处死刑也是对正义的告慰。在王书金坚称自己是聂树斌案真凶的语境下，他还是没有被认定为凶手，这个结果可能会让人有些许遗憾。但其中体现出来的司法机关对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法治原则的坚守，远比处决一个杀人强奸犯更重要。

　　复盘王书金案，要回到聂树斌案。1995年，在缺乏客观证据，作案时间、作案工具都不能确定，审讯笔录、重要书证丢失的情况下，聂树斌案被草草结案并执行了死刑。让舆论唏嘘的是，所谓“真凶”王书金在其死后11年落网，并主动交待了自己的罪行。

　　但时至如今，司法机关并没有因为王书金的滔天罪行，就大而化之囫囵地判其死刑，而是条分缕析地给出司法层面的结论，这无疑是对疑罪从无原则的坚守。

　　有一笔账就算一笔账，有一条人命算一条人命，证据达到定罪标准的，就判；证据没有达到定罪标准的，那么只能依法不判。王书金充分享受了疑罪从无原则这一法定权益。尽管有些人认为王书金不配，但有聂树斌案殷鉴在前，这种坚守显得格外有意义——这样也能避免下一个聂树斌的出现。   

　　实际上，本案的诸多细节都体现了司法机关对实事求是原则的坚守。比如此前未被认定的张某芬案出现新证据后，最高法于今年11月9日作出了将王书金案发回重审的裁定。 

　　简单地说，就是之前没有对张某芬的尸体做DNA鉴定，没有确定死者身份；现在经过DNA鉴定确定了死者身份，证据达到了定罪标准，那就需要发回重审，认定王书金是张某芬案的真凶，这体现出的也是对生命的敬畏和对法律真相的坚守。

　　一言以蔽之，认定王书金是哪几起案件的真凶，不能全面依赖王书金本人的口供，而是高度依赖扎实、合法的证据链，形成证据闭环，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标准。

　　值得一说的是，当初对聂树斌案的纠错，也不只是依赖王书金单方的口供，或是以认定王书金是真凶作为前提，而是基于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坚持。这也体现了法治的严肃性、复杂性。法治并不会像“包公案”、“名侦探柯南”那样靠侦探开脑洞就能打开“上帝视角”，法庭上要靠合法的证据说话，要坚持现行《刑事诉讼法》所明确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标准。

　　王书金案一波三折、判得“谨慎”，这背后体现出的是司法理念的进步，是对之前冤案教训的汲取。而只有这样的坚守，才是对聂树斌的极大告慰，也才能从根本上避免聂树斌们含冤而死的悲剧。

责任编辑：武晓东 SN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