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人工智能、高超声速飞行器等为代表的一系列高新科技迅猛发展，这些新技术在军事领域的运用也被世人所关注，成为未来国家安全竞争中的重要部分。高新技术本身携带着大量的新奇和不确定性，包括“先行者优势”（First Mover Advantage）的前景及其认知。

　　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来判断近年陆续出现的高新军事技术是否具有明显的“先行者优势”特征，但是，大量的研究文献以及一些国家的官方文件的说法反应出各国的决策者、研究者或多或少已经产生了对“先行者优势”的焦虑，这种焦虑可能推动安全困境走向严重，使得国际社会上出现高新军事技术的军备竞赛。

　　高超声速武器已成各军事大国前沿军事技术竞争的重点。图为美国B-52H轰炸机挂载AGM-183A空射高超声速导弹。

　　先行者优势与安全困境

　　安全困境概念是国际关系领域解释军备竞赛的一个主要工具。安全困境是指一个国家出于增强己方安全的目的做出了包括增强军备在内的某些行为，但这些行为引发了对手国家的不安全感，因此对手国家针锋相对地加强军备投入，进而引发恶性循环，最终反而使本国的安全受到更大的挑战。这种情况也被称作“安全两难”，对军备竞赛等一些安全问题有很强的解释力。

　　安全困境导致的军备竞赛有时非常严重，有时不那么严重。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差别呢？罗伯特·杰维斯、查尔斯·格拉泽等学者对引发安全困境严重程度区别的原因进行过研究，提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解释。其中一个主要的解释是：一种军备的进攻性作用越强，对手越不容易判断发展这种军备的动机，对手就越需要做出对抗性的回应，安全困境就越严重，就越容易出现军备竞赛。

　　按照上述的攻防关系来理解安全困境，如果武器的攻防特征不发生重大变化，安全困境的严重程度就不会发生变化，军备竞赛的格局也就不会改变。而事实是，每当有“高新”武器技术出现，决策者和研究者都会十分焦虑，在武器发展的早期，军备竞赛十分激烈；等到武器技术的特征被人们了解之后，军备竞赛会趋缓。这说明除了攻防等技术特征之外，还有一个与时间关联的变量在发挥作用。

　　研究安全困境的一个主要数学工具是囚徒困境博弈模型。按照这个模型，博弈双方中任何一方主动采取对抗手段都会赢得短暂优势，但是，对手能够通过报复手段在一个循环内彻底地抵消这个优势。也就是说，在这个模型中先行者优势总是被完美地抵消了。受到这个模型的误导，过去很少有学者会认真对待先行者优势对安全困境严重程度的影响。

　　新的军事技术出现之后，有的国家会抢先掌握这些技术并应用于军事目的，由此获得军事上的优势。如果这些优势会不断增长，这对其他国家而言将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其他国家担心自己的劣势会越来越大，不安全感会十分严重，从而做出强烈的反应。简而言之，先行者优势越大，或者先行者优势越容易增长，则安全困境越严重；而若先行者优势不强，或者优势会随着时间消退，那么安全困境就相对不那么严重。例如，进入冷战后期之后，美、苏（俄）对其拥有的核武器的数量的焦虑感就不那么强烈了。

　　先行者优势影响安全困境严重程度的机理包含两种。其一是客观存在的先行者优势及其后续效应。一个国家在获得新的武器技术之后，以此为基础，可以进一步研发更为强大的军事技术，其优势可能越来越大。例如，一个国家首先掌握了短程导弹技术，这有助于这个国家远程导弹技术的研发。其二则是人们对于某项技术的军事化可能存在先行者优势的感知。这种感知到的先行者优势在客观上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但由于决策者出于最坏打算的考虑，仅是人们对先行者优势的感知就会驱动安全困境走向严重，出现军备竞赛。人们对某种未来有可能带来军事优势的新技术予以关注，即使这一技术的军事化所将产生的具体影响尚不明确，是否具有先行者优势也尚未可知，但新技术的陌生性和不确定性可能使人们主观上认定对这一技术的投入会产生较大先行者优势，这种感知会促使各国都竞相发展这一技术，争取为人先、不甘落人后，其结果即是在这一科技的军事化上出现竞赛。

　　俄罗斯“匕首”高超声速导弹已经列装部队。

　　对目前高新科技军事化“先行者优势”的感知

　　近年来新出现的高新技术中有一部分具备军民两用性，人工智能技术即是其中一种，决策者和研究者对这类科技所可能产生的先行者优势的感知尤为显著。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9年2月11日签署的行政令中就提到：“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性的领导地位对于维持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随后，美国科技政策办公室在对这份行政令更为细化的报告中直接阐述：“美国已经从成为人工智能领域最早的开拓者和国际领导者中获得了大巨大的利益……我们必须确保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仍然以美国的创造力为动力并反应美国的价值观……”。

　　美国总统以及政府部门的这些政令、报告无疑体现出了美国的决策者对人工智能所具有的先行者优势的感知，其中“领导地位”、“最早的开拓者”等词体现的“先行者”意味尤为明显。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者迈克尔·C·霍格维茨则对人工智能直接地应用于军事领域的不可控后果提出了担忧。他在研究中直接地使用了“first mover advantage”一词，并认为基于这样的“先行”特性，人工智能在军事上的应用极易引起国家间的竞争，这种认知体现出了美国学界对于人工智能军事化所具有先行者优势的感知。

　　英国、俄罗斯等国也对人工智能的先行者优势极为敏感。英国剑桥大学学者史提芬·凯夫等人在分析人工智能的竞赛时提到了其在军事上的运用，同时用到了“winner takes all”这一说法，意思是“赢者通吃”。这种说法将先行者优势提到极端的高度。

　　高端隐身无人机也是近年来发展的热门装备。图为俄罗斯“猎人”无人机。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17年9月的演讲中曾表示：“谁能在人工智能领域成为领导者，谁就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普京这一“领导者”表述体现了对先行者优势的感知，并且在俄罗斯的军事发展规划中已经有所体现，例如俄战术导弹公司已经开始研究人工智能制导导弹，这种导弹能够自主决定攻击方向，属于应用了人工智能技术的自主武器系统（AWS）。

　　我国《解放军报》于2019年7月发表了题为《抢占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制高点》的文章，文中指出：“在以智能为特征的信息时代，谁抢占了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制高点，谁才能掌握国家安全的‘命门’”。这一表述反映出了我国学者对人工智能这类高新技术在军事领域的运用所带来的先行者优势的认识。

　　在其他一些高新技术上，人们对先行者优势的焦虑可能不如对人工智能，但也是十分严重的，例如高超声速飞行器。美国国防部前国防研究与工程部副部长迈克尔·D·格里芬在多次演讲和国会山听证会中呼吁国防部门和承包商加快针对高超声速飞行器的行动，否则会给俄罗斯等先行对手送去巨大的优势，基于此美国《华盛顿邮报》甚至发表了一篇题为《五角大楼为何担心美国会输掉与俄罗斯和中国的高超声速军备竞赛》的报道，进一步渲染了对高超声速飞行器先行者优势的担心。此外，英国国王大学的学者海瑟·威廉姆斯在研究高新科技的军备控制问题时，引述了谢林等人的表述指出，高新科技的不确定性和决定性突破的风险意味着双方不断担心对方已经或将要取得统治地位。威廉姆斯认为这种情形适用于高超声速飞行器，换言之她认为高超声速飞行器这种高新军事技术存在不小的先行者优势，并容易引发剧烈的竞争。

　　从上面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各国对于人工智能、高超声速飞行器这类技术的军事运用所具有的先行者优势非常担心，这种焦虑的感知已经蔓延到网络、外空等很多高新科技领域的军事应用中。不论这种先行者优势是否是客观存在的，是否会随着时间消退，仅仅这种对先行者优势的感知就足以驱动安全困境走向严重，甚至走向军备竞赛。事实上，这种驱动作用的消极影响已经初见端倪，一些领域中已经出现了竞赛或者竞赛的雏形。

　　有一些机制是可能抵消先行者优势的，例如学习曲线。先行者由于需要不断试错，因此，对新军事技术的研发成本会比较高。后来者有可能通过跟踪研究的方法，以较低的成本达成与先行者相似的成就。目前高新科技在军事上的运用仍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其作用的机制和产生的影响还没有被完全掌握，因此其客观上是否具有先行者优势，以及先行者优势是否能够保持，尚未可知。但目前一些国家的决策者和研究者普遍已经存在了对这些技术的先行者优势的感知，而且这种基于感知的焦虑感还在蔓延。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如果仅仅基于对先行者优势的感知而对各项技术过度追求“先行”，不仅其中投入的各种成本可能无法获得回报，甚至会被动卷入军备竞赛，得不偿失。因此对于高新科技军事应用所具有的先行者优势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更谨慎的判断，避免全面出击、大量试错。我们应该在军事技术发展上做到有序安排，并努力营造对我有利的国际环境。

　　（罗易煊/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研究生；李彬/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